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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唐山时的重要讲话: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探索,确立了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体制、完善法律法规、推进重大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风险防范能力建设、提高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抗灾能力、提高农村住房设防水平和抗灾能力、加大灾害管理培训力度、建立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等方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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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我国地球深部构造的研究

(摘自《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陈洪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58年以前,我国还没有开展地球深部构造的研究工作,也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力量,然而探求地球深部的奥秘,无论就其理论意义或是实际价值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石油工业部的支持下,决定在柴达木盆地利用低频勘探仪探测埋藏深度达10公里以上的基岩面,同时对地壳深部构造进行研究。地球物理所派他负责这项课题并带队前往。当时探测这样厚地壳的工程,不仅在国内是首举,而且在国外也很罕见。曾融生主持这项工作,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在盆地西部的鱼卡——甘森和东部的大柴旦——喀尔木两条剖面上,分别获得较好的基岩首波、大角度反射波、回折波以及不同类型的多次波等重要震相,由此得到我国第一批比较详细的地壳速度分层。1960——1961年他又在甘肃景泰地区利用矿山爆破获得地壳深界面反射波和其他震相,再次做出地壳内部的速度分布。在这两次探测中,他首先发现一种与一般反射波性质不同的波,其视速度特大,视速度随距离的变化不大,且有较明显的终点,其时距曲线与一般深界面反射波的时距曲线相交。他分析这种大角度反射地震波并用它来研究地壳和地球深部结构,进一步发现西北地壳中20一30公里处存在一个有速度梯度的高速夹层。夹层的速度司以高达8公里/秒,厚度为3—6公里。他还计算出甘肃地区的地壳厚度为51公里,柴达木盆地为52公里。这两个地区虽属不同构造单元,但他们的高速夹层的性质十分相似。这一研究不仅在国内属于首创,在国际上当时也处于领先地位。他曾在《地球物理学报》上连续发表了《柴达木盆地低频地震探测结晶基底的工作方法》、《柴达木盆地西部地壳深界面反射波》和《我国西北地区地壳中的高速夹层》等多篇重要论文。
  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对各研究室进行调整。原第四研究室(物理探矿室)的大部分人员被抽调去从事地球物理火箭、卫星遥测系统的研制工作,所剩人员无几。嗣后经调整充实,改为地壳物理研究室(九室),由顾功叙副所长兼室主任,室内常务工作由曾融生主持。他根据地壳物理的研究方向,重新组织了地壳深部探测、高温高压和模拟实验、利用天然地震研究地球深部构以及重力等研究组。
  地壳物理研究室在西北、苏北等地开展地壳深部构造的探测工作,经数年努力取得一些成果;九室的高龙生等人与上海大隆机器厂合作,研制成功70000大气压,1600℃超高压、高温年轮式装置,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继而在此基础上研制出30000大气压大空间锥式液体介质超高压设备,并测量了一批大陆岩石标本在不同压力下的弹性波速度。这一成果曾被列为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科技成果。
  那时,曾融生除担负研究室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在中国科技大学兼授地壳物理课程。他首次在我国利用地震面波——瑞利波的相速度研究中国大陆不同地区的地壳厚度。他利用西南太平洋新不列颠岛发生的两次地震在我国土2个基本地震台记录到的瑞利波,计算出我国不同地区的相速度,从而首次得到我国不同地区的地壳厚度:中朝地台的地壳构造相当均匀,厚度约为45公里;西安一兰州一包头、鄂尔多斯地台地壳较厚,为53公里,兰州一西安一成都地区的地壳厚度为48公里;成都一拉萨一兰州地区与昆明一拉萨一成都地区的地形高度虽相差无几,但地壳厚度却相差甚多,前者仅为52公里,而后者达74公里;佘山-南京-广州地区的地壳构造比较特殊,厚度只有19公里。从结果看他认为:一般来说,地形较高的地方,地壳厚度也较大,但并不完全按照比例,另外,西南地区地壳较厚(平均44公里),长江沿岸地区地壳较薄(34—37公里),这与地质构造单元的分区相符合。他从所得的地壳厚度与地面地形的关系中得出结论:华北和华南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块体,虽然它们各自已达到地壳重力的均衡状态,但它们的标准地壳厚度以及密度分布各不相同。
  1965年,为支援西南“三线”的建设,地球物理研究所决定在昆明建立分所(后被中国科学院定为直属所,称“中国科学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曾融生所在的研究室迁往昆明,他担任昆明地球物理所第一研究室(地震室)和第三研究室(地壳物理室)主任。昆明地球物理所头一年边建所边开展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西南区域地震台网;在西昌、会理、渡口以及西昌一召觉一带利用爆破地震研究地壳深部构造;对西南地区进行强震宏观和地震地质调查;为攀枝花钢铁企业建设地区提供了地震基本烈度鉴定,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工作被迫停顿,曾融生也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摧残,后来竟被囚进“牛棚”。就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他仍未放弃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地思考钻研。《莫霍界面的重力补偿和地壳结构的基本模式》一文的思路,就是他在“牛棚”里形成的。后来经过修改补充,于1973年正式发表。该文明确指出:地壳是由许多物理性质互不相同的块体拼组而成,每一块体本身的物理性质比较均匀,而且在莫霍界面处已达重力均衡状态;不同块体之间,不仅物性不同,而且在莫霍界面处未能达到重力均衡和重力补偿状态。这说明不同块体之间存在某种阻挡的机制,这种机制自地面一直延伸到莫霍界面以下。不同块体之间的分界线,在地面上出现深源构造带,其上有酸性或基性的侵入岩分布。不同块体之间由于重力的不均衡,在莫霍界面附近可能产生数百巴以上的侧应力。他还谈到:“由块体拼组而成的地壳基本结构模式,不是我的新发现,不过,我应用地球物理的方法,能够不附加其他假设而单独地得到这个地壳结构的基本模式,从而排斥了地质学家可能设想的其他地壳基本结构模式。只要有足够的地震台站网,我所用的方法可以有效地确定不同地壳块体的分界线以及各自地壳块体的物理参数。”这一模式,后来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得到证明。
  粉碎“四人帮”时,曾融生已回到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1978年他升任研究员并担任地球内部构造研究室主任。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他潜心研究大陆岩石圈构造和地震成因等问题。在华北一些地区,他根据地震深部探测的首波资料发现地幔顶部是高速、低速相间的结构。他还致力于唐山地震区深部构造和地震成因的研究,并利用人工振动源激发的地壳深反射波研究华北地区的地壳构造。

     
  1979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第17届大会,宣读了他的著作《北京地区地壳构造的初步研究》,1980年赴美参加在公园城召开的可控源地震学国际学术会议,会上他作了题为《沙特阿拉伯地震测深资料的初步解释》的学术报告,1982年赴英参加欧洲地球物理学年会并应邀赴德参加第一次瓦格纳学术会议,1983年又去德国汉堡参加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第18届大会,并受聘担任“岩石圈变形”讨论会召集人。
  1984年,他的66万字的巨著《固体地球物理学导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广泛收集并系统整理了国外理论和观测方面的最新资料,并介绍了我国地球物理工作者对地球内部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16章,全面讨论了有关地球内部的研究方法,重点探讨其结梅、组成,深入研究地球动力学及其对地球表面的影响,并以其他行星的探测结果同地球进行对比。它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地论述固体地球物理理论和应用的重要论著。它的面世受到地学界普遍高度重视。
  他相继用中、英文发表的《岩石圈下部的速度结构》,提出了岩石圈内及莫霍界面处存在薄层的证据。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深部探测的深反射剖面中已被证实。
  他不仅在研究所内带领他的学生和助手悉心研究地球深部结构,而且多次建议国家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统一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球深部的探测工作。国家地震局于1979年组织一个工业爆破协调组(现名“深地震测深技术协调小组织”),曾融生以极大的热情给予指导。协调小组后来在华北、西当北、西南、东南等地区作了数万公里测深剖面,在地壳结构的研究上取得不少新成果,对进一步探索地球深部构造具有很大作用。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