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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唐山时的重要讲话: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探索,确立了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体制、完善法律法规、推进重大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风险防范能力建设、提高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抗灾能力、提高农村住房设防水平和抗灾能力、加大灾害管理培训力度、建立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等方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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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科学研究之门

(摘自《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陈洪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47年,曾融生来到北平,经朋友介绍进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给顾功叙先生当助手。顾功叙自1938年从美国留学回国至那时,已从事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工作近十年,已是比较知名的地球物理勘探专家,正在利用中国境内已有的重力加速度观测资料,进行大陆均衡研究工作。曾融生来所后帮助顾先生进行计算分析工作。他虽然对地球物理科学还很陌生,但由于数理根底较深厚,英语程度较高,加上勤奋好学,一面工作一面钻研有关地球物理科学的中外文献、著作,很快便适应了新的工作。1949年顾功叙和他在《地球物理学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中国境内208处重力加速度测点之海陆均衡变差》的论文。我曾问他:“这篇论文算不算您的处女作?”他笑了笑说:“当时我在地球物理科学的研究上还达不到进行独立创造的水平,该文的主要思路和方法都是顾先生的。”
  1948年,解放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物理研究所一些进步人士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所内一些年青同事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进行迎接解放的工作,曾融生也参加了。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以欣喜的心情迎来了新的生活。
  解放初期,国家建设迫切需要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而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力量极为薄弱。曾融生作为顾功叙的助手,先后参加采用地电方法勘选官厅水库的坝址和举办地球物理勘探短期训练班等工作。勘探训练班的学员有20人是从全国4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的,另有10余人是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生。顾、曾两位先生对他们进行基本训练后就带往东北长春、鞍山等地进行野外实地勘探(重力、地磁方法)实践,一边指导他们实际操作,一边辅导上课。这些学生后来多数成为冶金工业部地球物理勘探的主要骨干。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对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属下的各研究单位进行调整和重新组建,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地震部分以及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勘探部分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下分四个组,曾融生在物理探矿组。他先后到鞍山和湖北大冶进行磁法探矿。在大冶距尖林山山顶数米处发现有一磁异常。他建议打一口钻井来验证,当时的地质总工程师谢家荣与苏联专家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打钻,打到40米深处时果然发现了含铁层。
  1953年,曾融生主要从事电阻率仪器的改进实验研究。他感到原在官厅水库勘测坝址所用的电阻率仪器过于笨重,操作甚为不便,因而想到采用电子线路来改进电阻率仪器,经过反复实验研究,当时何泽庆作他助手,并得到清华大学孟昭英教授的指点,终于试验成功。后在《地球物理学报》上发表了题为《真空管地电阻探矿仪》一篇论文。他认为,这是他独立从事地球物理实验研究以来第一篇论文,也可算是他的处女作。就在这年,他与志同道合的戴爱云女士结了婚。戴原在金陵女子大学医预系读书,院系调整时转到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在一所中学教书,现在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生物学家。
  1953年,傅承义先生兼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并主持地球物理勘探教研室,曾融生也参加了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协助傅先生指导学生实验课。1956年,他又随傅承义教授到北京大学组建固体地球物理教研室,并在那里讲授地球物理勘探课程,1957年曾融生升任副研究员。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