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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唐山时的重要讲话: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探索,确立了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体制、完善法律法规、推进重大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风险防范能力建设、提高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抗灾能力、提高农村住房设防水平和抗灾能力、加大灾害管理培训力度、建立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等方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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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测备受质疑之后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汶川地震是一场灾难,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给我们一个反思过去的机会,将有助于地震科研工作者在地震预报、震害防御、工程地震、组织管理、地震基础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年间,曾备受质疑的地震科研工作不曾有片刻停止。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徐锡伟研究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刚刚从震区回京,这已是他第8次前往震区了。

  徐锡伟曾担任地震现场应急科考队技术负责人,这支队伍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迅速成立,由来自中国地震局系统相关单位的地震地质工作人员和部分在读研究生组成。

  科考队以绵阳市为基地,分9个小组对龙门山断裂带的中段、北段开展应急科学考察,目的是调查“5·12”大地震的发震构造,重点查明这次大地震的地表破裂带展布、规模、同震位错,填绘大比例尺的地表破裂带展布图,同时收集这次大地震的部分地震地质灾害资料。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对地震的余震预报工作就开展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对本刊记者说。

  徐锡伟表示,从某种角度讲,“汶川地震是一场灾难,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我们一个反思过去的机会,将有助于地震科研工作者在地震预报、震害防御、工程地震、组织管理、地震基础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

  知难而进的地震预测

  早在1956年,“中国地震活动性及其灾害防御研究”就被列入《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地震预报研究计划,比西方国家早十年左右。

  从1966年3月发生的邢台地震,到海城、松潘、盐源地震,再到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科研工作者对地震的研究一直在跟进。“没能预测出地震,作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我们心里也非常痛苦,但我们的工作从没有停止,我们一直在努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向本刊记者坦陈。

  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的统计数据来看,地震是群害之首。中国是受地震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全球地震造成的人口死亡总数,中国就占了一半;汶川地震夺去8万多人的生命,直接经济损失约8500亿元。这使得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颇受社会各界关注。

  “但是目前我们对地震成因机理还没有搞清楚,不知道哪些异常是真正的地震前兆,哪些异常与地震的发生有必然的联系。对地震孕育过程还不了解,要对地震进行准确的预测就非常难。这需要进行长期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徐锡伟在早些时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运泰表示,地球是一颗不断运动变化、十分活跃的星球,它不但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能源和环境,也不时地兴风作浪,给人类带来麻烦和灾害。目前国际上越来越重视地球科学,“到目前为止,地球科学家对地球内部的认识、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认识固然比先前增进了许多,但是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尚待研究解决,离社会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即将离京前往意大利的陈运泰告诉本刊记者,此次出访是受意大利政府总理的邀请,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对4月6日发生在意大利拉奎拉市的大地震进行“会诊”。

  陈运泰说,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在世界各地,大地震、灾害性地震不断,人们三天两头就能听到有关地震的消息。但准确地预测地震一直是世界公认的未能破解的科学难题。

  地震预测难在哪里?陈运泰认为,困难主要有三点,一是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二是大地震的“非频发性”,三是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

  他解释说,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是古希腊人的一种说法。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人类目前还不能深入到处在高温、高压状态的地球内部设置台站、安装观测仪器对震源直接进行观测。大地震是一种稀少的“非频发”事件,大地震的复发时间比人的寿命、比有现代仪器观测以来的时间长得多,这限制了作为一门观测科学的地震学在对现象的观测和对经验规律的认知上的进展。地震是发生于极为复杂的地质环境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地震过程是高度非线性的、极为复杂的物理过程。

  中国防震减灾工作开展以来,已实现了多次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至少减少了近10万人伤亡,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作出的具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大大增强了人们战胜地震灾害的信心。

  对此,陈运泰认为,尽管人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主要是靠经验性的方法预测地震,从科学的角度尚未认识地震孕育发生的规律,“经验性的地震预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要实现地震预测,就不能停留在经验性预报的阶段,还要研究、弄清楚地震发生的内在规律。

  作为长期从事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研究,并在地震波理论、地震震源理论和数字地震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陈运泰去年曾作过多场有关汶川大地震的学术报告和关于地震的科普性报告。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常把地震预测比作盲人摸象。而在他看来,地震预测研究、地震研究远不如盲人摸象。盲人摸象,还能“摸”,而地震学家只能在地球表面(在许多情况下是在占地球表面面积仅约30%的陆地上)和距离地球表面很浅的地球内部,用相当稀疏、很不均匀的观测台网进行观测,利用由此获取的,很不完整、很不充足、有时甚至还是很不精确的资料来反推地球内部的情况。地球内部是很不均匀的,也不怎么“透明”,地震学家在地球表面上“看”地球内部连“雾里看花”都不及,何谈盲人摸象?

  “但我们了解和认识地震预报的困难是为了克服困难,找到难点,以便对症下药。困难不能作为放松或放弃地震预测研究的借口。正是因为困难,才需要有地震学家去攻坚。因此,地震工作者要迎接挑战,知难而进,这是我特别希望加以强调的。”陈运泰说。

  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启动

  徐锡伟告诉本刊记者,这一年中,除了到震区进行地震地质调查、考察收集资料外,他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还承担了两个大的科研项目:一是《汶川地震断层及发震机理》。这是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台湾李国鼎基金会分别资助、两岸正式开展的第一个有关汶川地震的重点科技合作项目;二是财政部专项《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力推动我国震害防御能力建设,并为地震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平台。

  据介绍,全球地震可分为板块边缘地震和板块内地震两大类。而地震灾害绝大部分来自板块内大陆地震。我国大陆地处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相互作用的交接部位,发育着众多的具有发震能力的活动断层,地震活动频度高、震级大,地震灾害严重。历史上记录到的绝大多数破坏性地震与这些活动断层密切相关。大量的震例表明,活动断层不仅是产生地震的根源,而且地震时沿断层线的破坏最为严重,人员伤亡也明显地大于断层两侧的其他区域。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从土耳其、台湾地震造成的损失分析来看,科学规划城市建设、保证城市安全、抗御地震灾害迫在眉睫,首先要加强探明城市地下活动断层的分布及其危害性评估工作。”

  鉴于活动断层与地震灾害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大陆严重的地震灾害现实,活动断层填图与探测及其地震危险性评价工作日益受到重视。2006年颁布的《国家防震减灾规划》提出,要“继续推进活动断层调查,实施中国大陆活动断层填图计划,编制1:50万数字化中国大陆活动断层分布图、1:25万主要活动构造区带活动断层分布图和局部重点段落的1:5万活动断层条带状填图”。

  徐锡伟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美日等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活动断层在减轻地震灾害方面的重要性,相继实施了与活动断层相关的减灾项目,试图通过对有潜在发震危险的活动断层的调查与探测,更合理地进行国土规划和抗震设防,减轻城市可能遭遇的地震灾害损失。

  在活动断层研究领域,中国存在明显差距:由于过去对活动断层的危害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并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尚未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大比例尺活动断层填图与地震构造探测工作,对活动断层的分布缺乏全面了解,对其发震危险性没有作出科学的评价,没有对全国范围内最新获得的非常有限的活动断层基础数据及时汇总;现有的成果难以编制中国大陆活动断层分布图,供国土资源规划和国家制定各种减灾对策使用;缺乏相关活动断层基础数据库及社会服务系统,不足以为政府和社会利用,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徐锡伟认为,通过《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这一为时5年的科研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活动断层领域的研究空白,还可以使年轻的科技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培养一批博士、硕士等专业技术人才,为防震减灾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宝贵的人才储备。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搞地震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但同时也应在政策层面提倡和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路探索;应真正摒弃学术偏见,形成科研合力,共同为中国的地震科研事业作贡献。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中国迄今已建立了1200多个地震监测台站,布设了总长度达数万公里的流动测线,建立了近万个群众业余监测哨,覆盖全国、现代化的地震观测网络初具规模,有关地震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业已陆续启动。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水库地震监测与预测技术研究”及“基于空间对地观测的地震监测技术、预测方法与应用示范”,是国家全额拨款的研究项目,它们已于今年2月下旬获科技部批复。

  “国家地震速报备份系统(自动速报系统)”已于4月27日通过了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组织的验收。目前该系统能同时处理国内外1000多个台站的实时数据,具备了对国内大部分地区M≥3.5级(M代表“震级”,以下同)、周边M≥5.0级、全球M≥6.0级地震的自动速报能力,该系统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自动地震速报技术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后进入实用化阶段,将大大地提高地震速报的时效性和可靠性,为开展地震应急救灾、减轻地震灾害赢得宝贵的时间。

  “入地”计划拉开序幕

  今年4月22日是第四十个“世界地球日”,这一天,由中国科学家历时6年构思、策划的重大科学计划“地壳探测工程”的培育性计划——“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2008~2012)”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入地”计划拉开序幕。

  据这一专项的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研究员介绍,开展“地壳探测工程”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国大陆岩石圈结构、活动过程与动力学机制,把握地壳活动脉搏,开辟深层找矿新空间,为国家安全了解深部物性参数,为实现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重大突破、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供全新科学背景和基础信息,全面提升地球科学发展。

  董树文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对资源需求急速增长,地表或浅层矿产发现的机会越来越小,资源勘查走向深部成为必然。开展地壳探测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正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资源的迫切需求。然而,迄今人类通过打钻直接了解的地下深度仅有12公里,相比6378公里地球赤道半径,科学家对地球深部的认识仍然“很肤浅”,“还不如对茫茫太空的了解”。

  欧美等国早已开展了“入地”计划。美国在1970年实施此项计划,现已进入第二轮地壳探测。通过第一轮探测,美国制作出了美洲大陆6万公里地壳的反射地震剖面。而中国现在通过该方法完成的剖面只有4500公里,是美国的1/15,英国的1/8,俄罗斯的1/5。

  董树文认为,深部探测水平的落后是中国地学研究水平、资源探测技术、灾害预报能力落后的重要原因。在解决资源问题的同时,了解地壳深部结构,分析深部的动力过程,探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动力因素,已日益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大陆内部的地震十分活跃,汶川大地震的发生足以警醒世人。此外,活火山结束休眠期、重新活跃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据了解,本次启动的“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为期5年,主要任务是为“地壳探测工程”作好关键技术准备,解决关键探测技术难点与核心技术集成;进行一些试验、示范,形成若干深部探测实验基地;积累数据,积聚、培养优秀人才,形成若干技术体系的研究团队;完善“地壳探测工程”设计方案,推动国家立项。专项由国土资源部组织管理,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实施。目前,已有12位院士、120多位教授和研究员参加该专项研究。

  “4月22日启动的首批1/3课题属于委托课题,由中科院、教育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震局等单位承担。其余2/3的课题都将以公开竞争的方式确定。”董树文介绍说。

  资料表明,中国拥有全球最复杂的岩石圈结构:位于东部的岩石圈厚度只有70~100公里,是全球最薄的岩石圈,但西部却达到200多公里;东部的地壳厚度仅有30公里,但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壳达到70公里。“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下,深部探测必须做试验和示范工作”。

  据介绍,“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包括大陆电磁参数标准网实验研究、地壳全元素探测技术与实验示范、深部探测技术实验与集成、深部矿产资源立体探测技术及实验研究、大陆科学钻探选址与钻探实验、地应力测量与监测技术实验研究、岩石圈三维结构与动力学数值模拟以及深部探测综合集成与数据管理等8项内容。

  董树文认为,深部探测专项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地球科学已经进入到深部探测时代。建立起来的有效、可行的技术组合将为“地壳探测工程”提供技术准备,推动我国深部探测和超深钻探技术发展,缩小与国际地学发展的差距,并在关键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4日